解读政治局会议七大要点，如何实现“最好结果”？

本次政治局会议提出“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力争实现最好结果”，我们认为此举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全年GDP增长目标的要求，避免为了“达标”而过度刺激。财政、货币等宏观政策注重前期工具和措施的落实，对于房地产和平台经济领域的表述则趋于积极。

▍第一，优化经济目标，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本次政治局会议提出“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力争实现最好结果”，“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有条件的省份要力争完成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要求，或意味着下半年经济平稳增长的合意中枢在5.5%左右。

▍第二，宏观政策积极有为：

财政政策重点：一是 “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对于已发行专项债资金加快拨付使用，各种原因无法按时使用的尽快调整用途。二是“支持地方政府用足用好专项债务限额”。当前地方政府专项债余额与余额限额之间仍有1.5万亿左右的差距，不排除在余额限额内增加今年新增专项债发行的可能性，若增加发行，这一流程的审批可能要等到8月份。如果有增量的新增专项债，我们认为新增额度有可能会向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倾斜，因为专项债的安排更取决于地方财力和项目储备。预计三季度基建投资增速将迎来全年高点。

货币政策方向明确，重提“合理充裕”。相比2022年4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用好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本次会议中对货币政策的表述内容较少但更为明确——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对企业的信贷支持、用好准财政工具。在经济回归向好趋势之中，货币政策更加侧重于宽信用政策的落实生效，而重提“流动性合理充裕”后需关注央行是否会引导资金利率向政策利率回归。

▍第三，政策性金融支持信贷投放与经济增长。

政策行发挥“逆境托市”的角色功能。新增8000亿信贷额度，有助于在信贷表现相对疲弱的阶段，发挥宽信用、稳增长的作用。3000亿元金融工具指向项目资本金，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基金对项目资本金筹集渠道进行了拓展。预计2022年政策性银行新增人民币贷款将达到2.5万亿，中长期贷款占比提高，信贷结构整体趋于优化。

▍第四，房地产表述关注两个点：

一是“要稳定房地产市场”放到了“房住不炒”前面。房地产领域最突出的矛盾已经由“房住不炒”转向“稳定房地产市场”，这意味着自上而下政策基调的调整。二是“压实地方政府责任，保交楼、稳民生”。近期的地产项目停贷事件，从解决办法上看主要依靠地方政府，政治局会议的表态更加压实了地方政府的责任。类似于近期的郑州，预计由地方政府牵头的纾困案例会成为主要解决方式。尽管政策表述积极，预期向好，但房地产周期的回升仍需要时间，预计房地产市场仍将沿着先销售、后投资、最后信用的步骤复苏。

▍第五，平台经济进入常态化监管阶段，“绿灯”释放积极信号。

对于资本和平台经济，过去更多地使用“加强”监管。进入2022年以来，重要会议关于平台经济治理的表述逐渐转向积极，本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更是强调“要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对平台经济实施常态化监管，集中推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在重申常态化监管的基础上，首提要通过推出“绿灯”投资案例为平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树立标杆。

▍第六，促出口、扩进口，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本次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积极促进出口、扩大进口，做好技术、外资引进工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国际竞争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既是对我国外贸“量”的要求，也是对我国外贸“质”的要求：1）旨在丰富我国贸易伙伴结构以增强我国出口的韧性，单方面的外需滑落并不会对我国出口造成冲击；2）旨在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进一步加大资本密集型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占比。

▍第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总基调不变。

我国金融业以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毫不松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保持金融市场总体稳定。同时，本次政治局会议指出“妥善化解一些地方村镇银行风险”，表明了中央处理相关问题的决心，预计后续风险将逐步出清，不会继续扩散。

▍大类资产策略：

政治局会议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偏中性。本次政治局会议提出保持战略定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力争实现最好结果”，我们认为此举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全年GDP增长目标的要求，避免为了“达标”而过度刺激。财政、货币等宏观政策注重前期工具和措施的落实，增量相对有限，基本符合市场预期。预计大盘仍难以走出趋势性行情。部分领域在预期层面或有一定提振，比如房地产和平台经济。

债券市场将延续震荡格局。经济增长目标的边际弱化和宏观政策工具未超预期；房地产更多强调压实地方责任，并未从中央层面“放大招”，这些政策表述对债市而言偏有利。但政治局会议重提“流动性合理充裕”后，需关注央行是否会引导资金利率向政策利率回归。整体而言，我们认为短期内利率债仍偏震荡。

▍风险因素：

国内局部疫情反复扰动；地缘局势变化；欧洲和新兴市场发生债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