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如何支持科技创新？黄奇帆、张晓慧、薛澜、鞠建东、彭文生这么说

5月14日，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中，五位专家共同参加了以“创新、金融与科技竞争”为主题的圆桌讨论，探讨贸易摩擦、疫情影响造成以科技创新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机制失效的情况下，该如何构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黄奇帆：金融领域的突破是应对和解决挑战的关键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指出，目前我国面临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全要素生产率偏低、资源环境约束偏紧、科技和产业革命日新月异、社会层面包容发展任务繁重五大挑战。

“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激励创新，最大限度把中国这个最大规模单一市场的活力激发出来，进而打造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黄奇帆称唯有如此，才能以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一切未来和外部的不确定性。

黄奇帆认为金融领域的突破是应对和解决挑战的关键，强调要对五个问题深入研究。

一是适时建立人民币之锚。目前，我们的人民币发行在一定程度上仍是锚定美元的。从中国未来的国际地位和发展需要来看，这种现状绝非长久之计。一国的货币应该锚定在自身GDP的含税量上，锚定在自己的国债信用上。

二是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低、对GDP贡献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要素错配，特别是金融错配。前几年房地产一业独大，房价高企绑架中国经济，大量资本裹挟着银行贷款无序涌入房地产业，导致现在出了不少问题，这就要我们思考“房住不炒”背后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来支撑。

三是结合中国国情发展绿色金融。目前，一方面，双碳目标下我国绿色金融业务发展很快，但作为绿色融资的基础，有关减排和绿色的认证标准与体系仍在探索中。另一方面，中国以煤为主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一夜之间把煤电机组全淘汰掉，转型需要一个过程。

四是加快发展面向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科技金融。这些年来，中国也涌现了不少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但很多机构对真正的先进技术、创新的独角兽缺乏鉴别力，往往是国外主力机构投了，国内机构才跟进。

五是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共同富裕。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让老百姓更好地获得财产性收入。比如发展年金，把年金建设成养老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允许企业年金通过市场化方式投资于资本市场，这既为职工分享资本增值收益创造了条件，也为资本市场输送了源源不断的长期资本，一举多得。

张晓慧：科技创新可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以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爆发为例说明科技遏华的主打路线已摆上台面，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全球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已经被破坏了。

“科技创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机制从目前来看已经基本上失效了。”张晓慧强调，科技创新对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作用非常重大，未来一个国家只要拥有更加强大的科技创新和自主创新能力，就能够攀升到全球的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上游。

但是，我国目前有些关键领域还有很多卡脖子的地方。张晓慧分析提出，一定要解决系统性、机制性问题，比如科学知识普及程度低、功利看待科技、资本和科技条块分割、资本过度膨胀等。

张晓慧表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也是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抓手，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金融体系，支持国家自立创新，进而使科技和资本能够更好地结合。

薛澜：中美科技竞争是影响全球经济的关键要素

清华大学工程科技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薛澜的分享内容更多集中于中美科技竞争。他介绍，过去四十年，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快速上升已经在挑战美国在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引起了美国的注意。而中美科技竞争可能会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处理得好可能会对国际经济有非常重要的贡献，不好的话会有非常难以预料的后果。

从2017年以来，美国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从原来的出口管制到对中国在美国投资的限制，包括把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以及对跟中国合作的科学家进行调查。

这些措施明显已经产生了负面影响，如何管控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问题？薛澜认为，首先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框架。最近美国也有不少的学者讨论这方面的问题，一批学者提出这样一个框架：按照对社会的贡献和对美国安全领域的风险这两个维度分，相当于进一步分成4个象限确定哪些技术分到不同的领域进行相应的管控。“其实对于中美两个大国，创新领域这么大，必须得加强沟通。”

另外，薛澜补充，还需要将竞争的边界理清楚，一定要尽量避免对全球经济、国际社会的负面影响，一定要尽量减少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鞠建东：确保外国的核心技术在中国市场份额不超过70%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 (CIFER)主任、绿色金融研究中心(CGFR)主任鞠建东首先抛出了一个问题：“产业结构升级怎么做？”

鞠建东表示，从理论上来讲有一个“创新-规模”的循环，研发投入有了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占领一定的市场份额，有市场份额才有利润，有利润才能反馈给研发投入。但是，这样一个良性循环如果遇到国际的技术遏制，比如芯片上的遏制，产业无法升级，循环也就走不下去了。

因此，鞠建东提出，对于打破国际技术垄断，无论是什么措施，一定要培养本土技术的竞争力，而本土技术竞争力一定要确保一定市场份额，要确保外国的核心技术在中国市场份额不超过70%，中国的技术至少要占有中国市场的30%，而这被称为“反国际技术遏制政策”。

比如，有个品牌叫小果手机，为了在下游保证芯片市场的30%是国产技术市场，就需要从下游的手机开始。如果按照规定有30%的小果手机是使用中国芯片那就没问题，如果没有按规定30%的小果手机使用中国芯片，就需要有惩罚性的税。

“我认为目前我国产业升级特别重要的是要打破国际技术遏制，实际上就是核心技术有30%的进口替代。”鞠建东建议今后10年每年投两万亿人民币，确保外国技术在中国市场份额不超过70%，推动我国的产业技术升级，从而这方面在龙头上能够带动中国的产业升级。

彭文生：金融和实体要“产融分离”

“我们有全球实际上最大的市场，这是最大的竞争优势。”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称，要在数字经济领域利用好中国的规模经济效应。

他介绍，数字经济和传统经济的差别就是数字的相关产品服务很多时候边际成本是零或者接近于零，所以可以看到一个平台企业规模很大。但是，这个特点也容易引发垄断问题、不正当竞争问题。

对于数字经济，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彭文生提出，金融服务科技创新、服务实体经济，但是金融和实体在企业的层面应该是分开的，实现产融分离。“反垄断主要是应该看怎么样促进创新，而不是传统的市场份额和价格，因为新的模式和过去传统经济不太一样。如何促进平台企业在科技创新领域加大研发投入，甚至通过一些监管要求最低的科技研发投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思考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