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县发现4000多年前具有鲜明礼制色彩的成组明器

11月25日，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了5项重要考古发现，其中有4项在我省。

我省的四项考古发现中有三项创“中国之最”。其中位于我市叶县的余庄遗址取得重大发现，专家称将有力推动夏文化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等重大学术课题。

叶县发现4000多年前具有鲜明礼制色彩的成组明器

11月25日，平顶山市文物事务服务中心传来消息，在叶县一距今4000多年前的遗址出土了一组随葬陶器，这些陶器排列有序，器类成组，呈现出鲜明的礼制色彩。这也是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最早时期的带有明确礼制色彩的高规格成组明器。

该遗址位于叶县盐都街道余庄村南，从初步的考古调查勘探看，余庄遗址东西长1600米，南北最宽约600米，面积在50万平方米以上。近期的考古发掘发现，该遗址是一处距今4000多年的龙山文化遗址。

市文物事务服务中心主任张水木说，此次最新考古发掘发现，余庄遗址一座标号为M10的墓葬保存完好，墓内共出土33件随葬陶器。这组陶器包括食器、酒器两大类，有鼎2件、罐2件、长颈壶1件、尊1件、高柄杯6件以及豆、觚、碗各7件，且排列有序，有很鲜明的礼制色彩。

“这组陶器形体较小，制作较好，属于明器。”张水木说，明器是古代人们去世时专用于随葬的器物，是生活中使用器物的模型。

考古人员在标号为T0405的探方内也发现一组摆放有序的陶器，其中豆与觚依次摆放，数量均为7件，与10号墓内随葬的主要器物数量相同，反映出相同的礼制观念。张水木说，在古代，礼器的使用规格有严格的等级限制，用来表明使用者的地位和身份，“说明当时社会已经初步形成一定的礼器制度。”这为研究中原地区社会复杂化、文明化进程以及礼制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介绍，从现有的考古发现来看，余庄遗址部分“遗存”可能已进入夏代纪年。刘海旺认为，这组带有礼制色彩的明器的出现，对探索夏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夏代早期国家社会分层、等级制度，礼制现象和规制的认识。

余庄遗址是龙山文化时期聚落遗址。为配合基建，2020年8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我市文物部门，对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目前，考古发掘已揭露面积1000余平方米，清理出墓葬、房基、灰坑及窖穴等各类遗迹50余处，发掘出土器物近200件。

张水木说，该遗址是目前沙河流域的最大遗址，距离蒲城店龙山古城仅十余公里，这两处遗址都是龙山时期的遗址，两者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研究价值和意义巨大。

淮阳发现夏代“粮仓城邑”

新华社郑州11月25日电近日，28座分布集中形制多样的夏代早期粮仓遗址在河南淮阳时庄遗址被发现。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用于粮食集中存储的“粮仓城邑”，为研究早期国家的粮食管理和赋税制度等提供了绝佳的实物材料。

28座仓储遗迹集中分布在时庄遗址一处面积约5600平方米的人工垫筑台地上。考古人员在仓储遗迹底部检测出黍、粟类作物的成分，以及用于地面铺垫或编织物的芦苇类植物成分。“此外，土壤中也检测出黍、粟成分。结合仓储遗迹的建筑形制，判断其性质为粮仓。”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时庄遗址项目负责人曹艳朋说。

从整体布局上看，该台地外围有宽浅的围沟，中间是一座具有居住功能的连间房，28座粮仓围绕在房子外围。此外，在该区域发现的同时期遗存以粮仓遗迹为主，极少见灰坑、陶窑、墓葬等其他类型的遗迹。“说明这个聚落布局结构清晰，功能单一，因此我们推断时庄遗址是一处以储粮为主要功能的特殊城邑。”曹艳朋说。

对遗迹中的木炭进行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上述遗存的年代为距今3700年到4000年，均已进入夏代纪年的范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新砦期’阶段，即文献记载的‘太康失国、后羿代夏’的夏王朝早期。”曹艳朋说。

“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专门用于粮食存储的城邑，说明当时可能存在一套较为完整和严格的粮食收储和管理制度。”曹艳朋说。根据以往的考古发现，同类性质的遗迹还可见于杞县鹿台岗、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等地，但以时庄遗址年代最早、最为集中、功能和结构最为清晰。

在曹艳朋看来，“粮仓城邑”的出现，说明中国早期国家已经开始对聚落功能进行专门划分。“这对重新认识早期国家的粮食储备管理、社会组织结构、管理水平和国家治理能力等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曹艳朋说。

时庄遗址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四通镇时庄村，2019年7月开始发掘，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目前相关发掘研究工作还在进行中。

偃师发现中国最早的多网格式都城布局

新华社郑州11月25日电中国最早的王朝如何进行“城市规划”，不同区域以何为界？近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布最新考古成果：新发现的道路和墙垣，把二里头都城分为不同的网格区域，不同家族分区而居、居葬合一，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多网格式都城布局。

日前，考古人员在二里头遗址原有“井”字形主干道、“九宫格”式布局等基础上，发现“井”字形道路延伸范围更大，道路两侧多有墙垣。在宫西路以西新发现与宫西路、宫东路平行的道路，且宫西路与此道路、宫东路的距离大致接近。

新发现的道路和墙垣把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区域网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领队赵海涛说，这也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多网格式都城布局。

“从目前的发掘来看，宫殿区依然在多网格的最中心区域，突显了宫殿区的核心地位。离宫殿区近的网格，多是贵族的居葬区，远的地区，还未发现高规格遗迹。”赵海涛说，这些发现为研究二里头都城整体布局、层次结构、社会分层、等级划分，进而探索夏王朝的规划思想、礼仪制度、统治制度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历年来，二里头工作队曾在多个区域发现不同等级的建筑和墓葬，由于没有发现中心道路和围墙，无法判断整体布局。“如今新发现的道路和围墙把这些区域分为独立网格，每个网格应属不同的家族，说明二里头都城极可能已经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城市布局。”赵海涛说。

赵海涛说，这种居葬合一的布局与之前中原龙山文化居葬分开的布局有很大区别，创造了一种新的城市规划模式，且这种模式被后代的商王朝所继承。目前，二里头工作队正在继续扩大工作区域以验证上述现象的范围和内涵。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偃师市境内，距今3500年至3800年。1959年由史学家徐旭生发现，是经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考证的中国最早王朝——夏朝中晚期的都城遗存，对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王国的兴起、王都的规制等涉及中华文明发展的重大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文章来源：平顶山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