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中的托育，呼唤“众人拾柴”

2019年托育“国标”落地，获得备案因此成为各家机构的目标。

两年过去，机构发现获得备案没有想象中简单，而评价标准的单一化和行业人才的稀缺，更是让本就摇摇欲坠的托育行业雪上加霜。

托育赛道的春天何时才会到来？为此，蓝鲸教育采访了三位托育行业的从业者，试图从中了解托育机构的发展困境与解决之道，本文为托育专题的下篇，上篇请参阅《“三孩”概念大热，千亿托育市场如何解冻？》

艰难的备案

在受访的三位从业者中，目前只有“慧带娃”品牌创始人闫荣霞的两所托育园获得了重庆市的备案，园区工作人员把备案打印出来，挂在了最显眼的位置。获得备案对机构来说无疑是荣耀的，截至2021年6月30日，全国仅有4000多家机构通过备案。据了解，即便是在托育产业较发达的北京，截至2021年年底，全市500家托育机构中，通过备案的也只有80家左右，占比总数不足两成，被评为2021-2023年北京市托育服务示范单位的托育机构更是只有45家，不足行业的一成。

从机构的角度，备案意味着机构合规，在盈利困境中，从业者也会希冀通过备案后能得到一些政府补贴，因此大多数机构都会积极申请备案。但获得备案如此艰难，除了机构自身磨炼内功不到位，有从业者也认为，面对评价标准，多数机构有些力不从心。

爱乐分CEO李聪认为，现在托育备案的标准参照幼儿园标准而来，在实施过程中会面临诸多挑战。比如对0-3岁孩子要求严格的户外面积，“第一，上海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户外场地并非是完成合规备案的必备条件；第二，有户内外的办学场地并不好找，既要考虑市场需求、客户便捷，还要有足够的户外面积，国内的商业建筑大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第三，高额的户外成本将导致学费提高，如果把户外的成本增加到定价里，我们园所就不能走普惠路线。如果不走普惠路线，就违背了爱乐分的使命愿景价值观。”

扉渡托育品牌创始人李文也坦言，户外对托育而言必不可少，婴幼儿需要自然环境的滋养。不过根据机构条件，可以适当放宽，用邻近的花园或其他户外活动场所替代。

二者的态度展现出托育机构的地域发展特色，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托育服务提供并不只有唯一的标准解。李文认为：“托育行业需要本土化经验的沉淀。在安全营养健康的基础上，应该鼓励机构根据市场需求自由探索服务模式。”

事实上，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点，计生协2022年工作要点就指出，要鼓励地方探索多种模式的托育服务。今年北京两会上，北京市人大代表郑新蓉也在建议中提到，托育机构评价标准的“自上而下”和单一化遏制了民间探索的创新性和多样性。

在实操过程中，一些部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严格对照标准，生硬评判的现象。比如，在李文看来，强调严格的师幼比等数字的意义不大，托育环境人际氛围、保育过程质量和社区家庭互动等感性因素应更多被列入考虑之中，行业正在呼吁备案审核过程能综合考虑更多元化和人性化的标准。

留不住的保育员

行业尚且在艰难求索，从业者自然也无法安枕。在参与创立扉渡托育前，李文曾长期在儿童公益机构工作。“开始做托育后，我才更深切体会到托育从业者付出与回报的巨大错位。”

一方面是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据李文描述，托育园老师的工作以照料和陪伴孩子为主，每天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7点，工作时长将近12个小时，一天的社交局限在园里的孩子。不管从身体，还是精神上，都是极大的消耗。

另一方面，行业薪资不高、认同感和获得感低是普遍的现实。在李文的园所，一名托育老师税后扣除五险一金的月工资大约在6000-7000元之间，园所提供三餐和宿舍。“像我们这种私立的托育机构，没有任何体制内的保障，反反复复的疫情导致园所生存压力大，也无力开高薪。”

报酬之外，外界对保育员的误解更令人难以忍受。在许多人眼中，保育员常常是“低学历、家庭条件不好、能力平庸、社会地位低”的代名词，他们缺少和体制内老师一致的基本福利待遇，也无法得到和付出相匹配的认同感和职业自豪感。

此外，还有培训体系不完善，从业门槛较低的问题。一直以来，高职院校中没有针对保育员设立的特定专业，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也是2021年才出现在高职院校专业目录中。目前，托育园所招收的老师一般来自学前教育专业和幼儿教育专业。托育行业还没有建立起基本的职业培训体系和从业门槛，像李文和闫荣霞这样有学前教育研究背景的创始人，大多倾向于自己培训。

闫荣霞的园所拥有独立的人才培养体系。据她介绍，上岗前，老师先要进行为期一月的集中培训，拿到初级养育师证书，这个证书是其自己定义的。随后，老师到园区实践，不断接受考核。等到寒暑假，还会举办提升培训，进化到中级养育师和高级养育师阶段，不仅规范老师的行为，更让老师清楚了解到规定背后的理论支撑。

并非每个园所都有这样完善的设置，缺乏培训、从业门槛低让外界对保育员的刻板印象更深。2017年上海携程亲子园教师被曝虐童，疑似喂孩子吃芥末等引发社会广泛的谴责，就是从业者职业素养低带来的恶果。恶性事件影响行业，只会使得家长对托育的信任程度越来越低。

这些因素影响下，托育人才的招聘变得越来越困难。有机构对学前教育专业大学生的就业意向进行调研，结果显示，部分选择考研，部分选择考公办幼儿园和小学的教师编。实在没有办法才前往幼儿园工作。而托育机构，连保底的就业选择都排不上。数据显示，到2025年，育婴师的缺口将达到百万级，如何弥补这一缺口尚未可知。但显而易见的是，不景气的行业现状中，即便招到了老师也难以留住。

保育员流失率高一直是让托育机构头疼的问题。在闫荣霞看来，如果老师更换过于频繁，教学质量是无法提升上来的。0-3岁的孩子需要一个信赖的人，才能在陌生的环境里获得安全感。而为了留住老师，除了改善待遇，明确的晋升机制也必不可少。

为了减少流动，她设立了针对老师的晋升体系。从初级到助教、再到主班、讲师，随后可以自由选择走教研路线，或者走园长管理路线，相对而言，职业发展路径较为多元。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她的托育业务背靠整个教育集团，老师能感觉到有更多成长和发展机会。然而，在更多中小型托育园中，远远没有这样的条件。总的来说，托育人才的供给情况不容乐观。

春天何时到来？

即使一直在亏损，李文也想再坚持一下，“我有多年幼儿教育经验，又是妈妈，深知女性就业必须要有托育作为保障，因此还有理想主义因素支撑我做托育这份事业。”同样想法的还有闫荣霞，她相信托育是有社会价值的，“暂时的亏损我只能认。”李聪也认为，托育事业有很强的社会意义，“一方面，托育解放了老人和妈妈的时间，老人需要有自己的晚年生活，妈妈也需要有自己独立的事业，重新融入社会；另一方面，托育重塑城市儿童智力发育的启蒙环境，精细化、专业化的教育更有利于孩子成长。”

但未来不能仅靠理想和热爱支撑。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北京市提供托育服务的机构520家，其中社会力量举办的托育机构占比95%以上。社会力量是举办托育事业的重要主体，理应得到更多力量的支持和探索。

顶层设计方面，郑新蓉表示，希望政府转变角色职能定位，不能只注重行业标准制定和考核，更应该为托育行业赋能支持。避免用单一的标准去约束多元化发展的机构，而是营造托育行业有利的环境氛围。

李文有多年的儿童公益从业经验，扉渡托育因此借鉴了四环游戏小组“家长参与，社区互惠”的办园方针，获得了家长和社区的支持。在她看来，扉渡托育近4年来的创业经验显示，托育应该接地气，家长和社区才是托育事业长足发展的“源头活水”，不宜一味地追求高标准和一刀切的管控方针。

郑新蓉也主张，社区是托育服务的重要依托，可以在社区儿童福利事业的大视野中考虑托育发展对策。建议相关部门重视社区托育机构的有利空间环境和人力资源条件，将政府配套的儿童之家建设经费等，以合理的方式转移支付给社区托育中心，以政府购买的方式支持托育中心承担社区育儿支持工作。

人才方面，更多的扶持政策正在路上，例如，2021年印发的《北京市2021年托育行业保育人员技能提升示范培训工作方案》提到，经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的，按照每人1000元给予培训机构补贴，并强调加大对托育机构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

同时，北京市两会上，也有代表建议卫健委和社区托育机构合作，招聘社区妈妈老师，提供培训补贴。通过集中培训和托育机构实习的双重培育模式，来缓解托育人才短缺的困境。而且，鼓励高校设置托育专业，进而打造一支专业化的托育人才队伍。据了解，北京城市学院已经从国外高校和国内著名早教机构中引进了一批专业人才，正组织力量积极申报。

行业方面，则需要更多尝试。近日，新东方首家托育机构“新东方国际幼童成长中心”在武汉开业，预计将于9月份正式开始上课。巨头的动作彰显出行业的趋势，在K12公司谋求转型的道路上，或许托育是待开发的蓝海。

尽管托育行业暂时还未找到一个可以快速复制的模式，但闫荣霞认为，不同类型的从业者涌入赛道始终是好事，它能培养家长对托育的认可，探索更多可行的商业模式，行业或许能因此焕发出更多的活力。

看向未来，李文认为托育产业链上依然存在机会。例如，大多数机构都缺乏一款好用的信息系统，用作信息资料整理反馈。“头部企业有技术和资金优势，如果能开发一款性价比高的APP，让更多中小企业用得起，这无疑会给行业带来积极的变化。”

总体来看，从顶层设计到机构探索，托育行业的发展尚处于初期，一方面存在很多想象力，另一方面还需要更多元化的力量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