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树行途王旭：自然教育需要“本土化”丨蓝鲸人物

“一只蚂蚁有多大？”

孩子认真地用手比划出平板电脑的大小，说：“应该像iPad这么大”“你为什么觉得蚂蚁是这么大呢？”“因为我在iPad上看到就这么大”。

这不是虚构的故事，也并非发生在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孩子来自中国的超一线城市，享受着丰富优质的教育资源，却无法回答出这样一个最简单的自然常识。他或许是个例，但从他身上，我们似乎能窥见中国自然教育缺失的一隅。也的确有一群人一直在为自然教育本土化努力。

“像iPad那么大的蚂蚁”

树行途成立至今已近4年，遇见过形形色色的学生，除了开头说出“蚂蚁像iPad那么大”的孩子，也有热爱自然的“小发烧友”。

cc就读于清华附小，妈妈是哥斯达黎加保护区的研究博士。他从小一半时间待在哥斯达黎加，一半时间在国内。四五岁时，cc开始拍各种野生动物，养各种昆虫。上小学后，老师鼓励他在学校开讲，向同学介绍物种知识，并给他办了自然主题展览。

“在这样的环境下，cc从来不觉得自己的爱好很小众，还因为丰富的自然知识，觉得自己有独特的闪光点，所以一直很自信。他现在升初中了，无论是生态摄影，还是物种辨识，都非常专业。”树行途创始人王旭回忆道。

王旭对中西方自然教育环境差异深有体会。2018年，她去美国访学，期间进入美国国家地理，负责品牌重塑，并参与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分会组织工作。“那时美国自然教育普及率是98%，而中国的自然教育普及率不到2%。”

自然教育需要经济先行，中美的经济发展阶段也有差异。中国前些年处于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虽然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日益得到关注，但自然教育基础设施尚不完善，还处于发展初期。而西方自然教育发展历程较长，各项基础设施已经比较成熟。

除此之外，中西方城市环境差异也会导致自然教育发展程度不同。西方国家多独栋房屋，居民有自己的花园，日常就与自然环境相连。而中国是集约化城市，孩子生活中很难接触真实的自然环境。且城市绿化多是人工培育品种而非纯自然野生品种，因此孩子能看到的物种也是有限的。

但在王旭看来，中西方自然教育没有所谓的“差距”，只有不同环境造就的差异。“不是只有零距离接触自然才算自然教育，平时没有机会接触到大自然的孩子也值得拥有优质的自然教育内容。”

“西方的课程不适合中国孩子，开发本土化的自然教育课程是必然趋势。”

“小而美”的自然教育

自然教育是以自然为场所，以自然体验为主要途径，以重建人与自然的连接，推进保护自然为落脚点的环境教育活动。公开资料显示，我国自然教育行业于2010年前后开始发展。

2015年，自然教育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期，从业机构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仅在2015年成立自然教育机构就有64家，与2014年相比增幅达106%。

与此同时，行业业态也正在发生改变。一方面是从业主体变得多元。过去，自然教育主要由世界自然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等社会公益环保组织和民间机构从事，而现在商业注册机构占据半壁以上江山，旅游、营地等商业机构涌入，希冀借助自然教育为传统行业转型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且政府机构、事业单位、研究机构等进入自然教育行业的比例也正在增加。

另一方面，自然教育开展领域变得更加广泛，活动形式更加多样。与公共机构合作后，自然教育活动场所开始扩展到城市公园、郊野公园、植物园、动物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活动形式也从单一的自然体验扩展到自然体验、环境保护、亲子教育、农耕体验、自然游学、生态研学、户外艺术教育等多种形式。

此外，自然教育的专业度也不断提升，不只研发本土化课程、编写教材，从业机构也发挥自身特色开展人才培训，其中认可度较高的有自然体验师、自然讲解师、自然引导师等。

到今天，自然教育发展近11年，虽然各方面在不断优化，但不可否认这仍是一个“小而美”的赛道，很少得到资本的青睐。对此，王旭认为，名师无法标准化是自然教育局限在“小而美”状态的重要原因。

“过去的自然教育更像自然旅游，主要模式是由一个专业老师带孩子走进自然环境，随机地遇见一些物种，然后做物种辨析和知识讲解。这种形式对老师的专业素养要求较高，所以人就是限制自然教育发展的一个大问题，这类人不可复制，而他们在市场环境下又属于小众的一部分。因此自然教育要规模化发展，首要问题就是解决人的不可控和不可复制问题。”

除此之外，自然教育和孩子的空闲时间息息相关，因此行业有天然的淡旺季，无法完成人的“池化”。“如果暑期是旺季，那寒假就是淡季，毕竟大冬天谁会跑出来看虫子呢？”

内容也是限制其发展壮大的因素，国内需要本土化课程内容，但由于回款慢，资本并不青睐做内容研发或2B的公司，更倾向于资金进入能快速增长规模的2C路径。自然教育领域2C公司无外乎采用高客单和规模化两种模式。在高客单模式下，去一趟加拉帕戈斯的价格高达十万元。而后一种模式下，活动场次多、价格低，大众进入几乎没有门槛，类似于营地。但它对人员的管理要求很高，一个公司能否具备这种管理能力，是限制它发展的核心要义。

而王旭始终认为，如果知识内容不够标准化，没有底层沉淀，形式无论如何变化都是空洞的。“过去的内容分为两种，一种是爱好者的个人积累，另一种是讨巧的冷知识。而我认为这和教育是脱离的，最多算内容传递。教育的逻辑是教和育，要传授给孩子体系化的知识，让他能自我成长和探究。”

“让每个孩子都有自然的烙印”

“脱离人的不可控和不可复制性，做可控和可复制的知识”是树行途自成立伊始就确定的思路。成立前三年，树行途一直专注于研发适合中国孩子的自然教育课程，度过了一段“艰难又幸福的时光”，而疫情的到来则加速了内容标准化的步伐。

疫情发生前，树行途的进校项目分为三类，一类是学前品类，主要是派师入园做师资培训；第二类是对学科深度有要求的社团课，一般也是派师进校授课；第三类是初中生开放实践课，分为学生到基地上课和派师进校做匹配授课两种。无论哪类项目，始终没能做到知识内容完全可控和可复制。

但疫情来临后，校园管理强化，进校变得极其困难，标准化从锦上添花变得必不可少。因此树行途将所有类别的课程都标准化成了视频、讲义、教案，并针对动手实操的视频和知识延展开发了线上系统，同时封装一套软件。校内教师登录系统即可获得完整的教学目标讲义，单节课如何组织、课程内容如何总结、PPT内容等都经过了标准化，老师可以完全按照系统上的教案讲解，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做相应课堂转化。

标准化之下，需要内容沉淀。树行途与北林、矿大等高校合作科研项目，底层知识内容由高校博士及博士后团队研发。在知识内容和框架均确认无误后，由教龄超过5年的一线教师做课堂转化，再经过清华大学专家论证组把关，才能进校或到商场磨课，最后形成终版课程。从知识到转化，再到论证、磨课，在完整的流程下，一套课程研发通常需要耗费2—3个月。

“做内容研发前期肯定是比较困难的，但有了内容基础后，再去匹配不同形式就会很快。已经有积累的内容去匹配不同需求，花费的时间基本上只是核心录制和剪辑的时间。”

“让每个孩子都有自然的烙印”是王旭做自然教育的初心。标准化之外，树行途也在努力为内容匹配更多形式，希望覆盖到更多孩子。近年来，一线城市家长对自然教育产品接受度和购买欲明显提升，因此除了课程进校外，树行途也正在C端零售上发力，产品包括音视频课程、文创衍生品等。

王旭透露，“C端是课程的延展，我们未来会从教材和市场书两个维度进行发力。教材方面，我们已经在匹配下学期的教材。而市场书方面，目前设想是围绕自然冷知识、国宝冷知识等方向发展。”

破圈or扩圈？

“双减”之后，用王旭自己的话说，自然教育成了“咸鱼翻身”的赛道。虽然资本市场整体上对素质教育仍处于观望状态，但与过去相比，更多的资本看到了树行途。

对于资本，王旭依然比较谨慎。她认为，资本和资本化是两件事情，她更倾向于支持内容研发的友好型资本。“资本的进入必然能加速行业发展，不过需要注意资本选择的路径。像被资本绑架，要走资本化路径，急速扩张规模这类，就不是那么友好。”

此外，在K12教培机构思考转型的过程中，属科学类、易融合的自然教育也得到了许多关注。

“K12机构选择自然教育，一个重要原因是自然是一个主题，是横向发展的延展性学科。比起学到知识，它更注重开拓视野，提供更丰富的内容，所以它是一个融合的学科，很容易延展到语文、数学、英语、物理等。”

与需要专业技能的音乐、美术等相比，学科类教师转偏科学的方向更容易。而且科学课已经普及很长时间了，科学类课程进校也更加容易。

但王旭认为，自然教育，乃至整个素质教育要真正实现普及化，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起破圈，扩圈或许是眼下更适合素质教育发展的路径。“素质教育一直面临一个尴尬状况，就是大家用学科类的评价标准在评价素质的提升。素质本身很难界定，素质教育的衡量标准也应该是终身性的，既有可能是得到了一个终身的爱好，也有可能是科学的探究精神，或艺术的感知力。”

对于素质教育的价值，王旭很赞同清华艺科创新院现代美育研究中心主任孙锐提出的维度。他认为，常规性的科学教育能提升人的逻辑思维，但逻辑思维是线性思维，它的极度提升会扼杀创作性。而创作是点状思维，这是艺术和美育这些素质的提升才能够带来的。

树行途的办公地点位于北京胡同里的一座小院，院内各类植物攀附墙壁，办公区透明的玻璃门将阳光一丝不落地吸收，铺满了会议桌旁的各类动物养殖箱，里面有白化的蜥蜴，也有刚出生的龙猫。“热爱”曾是树行途，乃至整个自然教育的主基调，但在热爱之外，能否有更多动能涌入赛道，推动行业“出圈”？这仍需静待时间检验。